第242章 群星璀璨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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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，反而有相当多的人因此得以累积了钱财在手。
祚荣身居其中看得到，十年变迁之间，耕者有田，居者有屋，一直从泊?扩展到整片安东大都护境内。
以至于高丽遗民此后以大唐子民自居，再不谈复国之事，??部纷纷来归，甚至有自黑水平原那头远道赶来。
语言和文字便很快在其中巩固着归属感，律法与礼仪则让官吏的管辖变得更加容易。
倘若再让祚荣去选一次的话，在当年他绝不会举起那支意图射向安定公主的弓箭。
好在他并未能够得手，反而是在今日作为辽东子民中的一个代表，写下了这个答案。
相比起在此问上落笔不绝的考生，祚荣给出的答案，就算加上了随后的例证，也绝对算得上是短的。他写字的速度也并不快。
但当此地的监考官朝着这个有胡人相貌的年轻人看去的时候，实不难发觉，他在落笔之时的从容不迫，很有一种在问答家常便饭的闲适。
同样有着这样表现的人，在学士院的考场中还有一位。
但她手中握着的，不是毛笔，而是一只炭笔。
她的眼睛看着前头的考题，炭笔则在备用的纸张上缓慢而稳健地书写运算。
那是时务策选答的第二问，出自义阳公主李下玉之手。
这道结合了多地粮仓贮存损耗、水渠运载能力、船只续航、路线选择的算术实在很复杂，也必然不会在大多数参与考核之人的选择范围。
但王师若的情况不太一样。
她的曾祖父完成了算经十书之中的《缉古算经》，开启了三次方程的求解。所以她幼年之时以桃枝在地上写画的，便是《缉古算经》中的民工修筑等腰梯形河堤的问题。
炭笔比之毛笔更为稳定扎实的手感，也让她在一行行计算之时，觉得自己并非身在考场之上，而是在家中。
这道比起民生也更偏向于计算的问题，简直像是为她量身定制的。她当然答得上来。
而有点意思的是，第三问和第二问其实很像，但第二问重在计算和效率，第三问则是在问方略。
许穆言向安定公主自荐的时候，有提到过水路运输的策略，尤其是关于脚钱的考虑，所以今日的这一问，不在运载，而在宏观的水利局势。
若是用现代的话翻译过来就
是，请分析当前江南水利问题，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。
殷颐然在扫过了前后五问后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问题。
她虽在关中生活多时，但她毕竟是杭州钱塘人士，若说江南，北地出身的人自然不如她了解。
以考生的身份来到此地和外命妇身份前来的差别，在她提笔写下“盗湖为田”弊病的那一刻，已完全被她抛在了脑后。
在这一个个字落于笔下的同时，她仿佛已然得到了天后的许可，能够以臣子的身份去对着江南东道着手治理。
盗湖为田的问题因江南疏于治理的缘故相当常见，但转湖为田后却时常出现“乡田岁无不旱，昔日膏腴，今为下地”的情形，只因沿海数州，江水之中常有咸潮，一旦湖河有变，常有咸潮倒灌。
如若百姓耕地真已到了拮据的地步，适当的废湖势在必行，但必须由朝廷敕令规划，加之修筑堤堰蓄淡御咸……
对于如何有节制地临湖开地，修筑水利工程，在并无具体问题的情况下，殷夫人也无法答到格外细致，但她越是往下写，早年间在江南生活的过往，便越是清晰地浮现在了她的脑海之中。
秦淮之源的绛岩湖流域，饶州洪州江州的彭蠡流域，都是条件绝佳却还疏于经营耕作之地……该当予以重视。
无独有偶，在与她的女儿颜真定同一间考场里，有人在答卷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。
“与水争地，至于涝时，则水无所归。蓄水无术，至于旱时，则水无所得。”
宗燕客写到这里，攥紧了手中的笔。
她其实不太确定，自己到底应不应当选择这道题来回答。
她毕竟是出生在蜀中而非江南，在前几年和几个兄长一样被接到了关中教养，更是不曾前去江南。
但她见过父亲任职之地的水利工程，曾经听外祖母诸葛夫人说起扬州运河，并非对此一无所知。
当她的兄长正在参与今年的制举，去争夺那个周国公袭爵之位的时候，她也总该用这另外一条门路争取一点机会。
在取名一事上，兄妹几人公平得很，但在真正的地位上，世人总不会将她和前面的兄长相提并论。
她此前年纪小，也还在进学之中，没有这个出头的机会，现在却有了这个接近于同
台竞技的场合，真是何其不易。
那她便不能在此次的答卷上，给出一个墨守成规的答案！
她凝神定气了须臾，那双在颜真定看来和天后与安定公主有些相像的眼睛里，闪过了一抹略显阴沉却也锐利的光。
随后继续提笔，写了下去。
而在此刻，颜真定也终于在纠结了一阵后选择了自己要回答的问题。
她在来前的担心一点没错。
她确实饱读诗书、过目不忘，但天后的此次选拔，既要给入选者以外朝女官的身份，便不能只会读书而已。
对外宣称让珠英学士修编的《三教珠英》也并不仅仅是一本文史之书，还有其政治意义。
或许在修编文书之余，还会需要她们如同天皇陛下的御前待诏一般，去处理其他的问题。
所以每一个时务策问题都是有的放矢。
那么她在哪一个问题上最能表现出自己的优势所在呢？
或许，能够言之有物的，也只有第四个问题。
那是一个两问合并，出自太平公主的教习老师郑纭之手。
前半句问的是，《史记》写汉武帝，书中多有讽刺的意思，在汉代之时，对其的评价大多说它是谤书，比如东汉王允杀了蔡邕的时候，就说，“昔武帝不杀司马迁，使作谤书流于后世”，所以王允也不能留着蔡邕，让他的笔有机会写下第二本谤书。修编史书的人写出一本“谤书”，是应当的吗？
而后半句则问，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与《史记》相比，存在哪些不同之处。
颜真定年纪虽然不大，但通行于世的史书，她因家传的缘故，已有十多年的通读精读历史，对于史记的争论她更是多有耳闻。
前汉之时，碍于汉武威仪，对于史记多是批驳远远多于褒奖，到了今朝，则显然能以更为客观的方式看待。
只不过，修国史之事实在像是个烫手山芋。
司马迁有写《史记》发于情的控诉，当朝的许敬宗又何尝不是被指控对史料有所删改。
若要评点、甚至是参与到这样的事情中，她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。
以天后一步步攀升的权势，或许在她选择了回答这个问题时，也就会给自己选定未来的命运。
如此说